很多人觉得李煜之死，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心胸狭隘，把南唐后主幽禁汴京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一江春水向东流，传入禁中，疑其心怀故国，最后在某个七夕或生辰宴上，暗赐牵机药，让这个亡国之君头脚相就、痛苦抽搐而死。
但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。
因为在李煜刚死的那一百年，最接近史料现场、最正统的材料几乎一边倒地说他是病死的。
李煜去世的时间并不难确定。
开宝八年，南唐覆灭，李煜纳土入宋，太平兴国三年，他死在开封。关于他的死，关键的史料集中在两条：
一条是徐铉撰写的墓志，一条是北宋早期的南唐史书。
徐铉是谁，不必多介绍。南唐旧臣中的顶级文士，入宋后地位极高，曾经在宋廷上死保李煜。这篇吴王陇西公墓志铭里，对李煜死因的交代非常直接：
太平兴国三年秋七月八日，公以疾薨于京师里第。
短短一句，几个要素全有：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。以疾薨就是因病去世，没有任何暴崩和赐死的暗示。里第则是表明死在自己受赐的邸宅，而不是某个阴森的诏狱。下文又写太宗抚几兴悼，辍朝三日，以吴王礼葬之，丧葬诸费皆由官出，典礼完备。
就文类而言，墓志是一份要刻在石头上、供后世凭吊的正式文件，写作时当然会有所顾忌，但里面徐铉没有一丝影射之语，这就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在可以公开刻石的版本里，李煜之死被当时定性为疾薨，而不是处决。
同一时期另一条重要材料，是马令写的南唐书。这本书成于北宋初年，是较早的十国史著作之一。后主书写到李煜末路时，用了一段更具体的叙事：
太平兴国三年，公病，宋廷命翰林医官去视疾，中使慰谕者数四，翌日薨。先是突然发病，然后皇帝召御医诊治，再三遣内侍前去慰问，翌日不治。这种结构在传统史书里非常熟悉：皇帝对降王有恩，派人问疾，结果大势如此，病重不起，礼葬从宽。
往后，江南野史、九国志这些只要是北宋人修的十国史，基本沿着这个基本剧情写。有的虽然只是寥寥数语，只记年份、享年、谥号，有的也只有略带因疾的字眼，但把他们拼凑起来以后，整体历史结论非常明确：李煜的确死在病中，过程有医官问诊、有中使探望，有朝廷悼念，有皇帝优葬。在死亡发生后的百年间，最接近第一现场的材料之间并不存在对于李煜之死的根本分歧。
异音第一次明显地出现，是在南宋初年的两部笔记里。
南宋初年相距北宋开国已百余年。
一条出自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。里面有一则短短的记载，说到南唐后主李煜、吴越王钱俶都归宋奉朝请于京师，恰巧以生日至，太宗遣中使赐器币，与之燕饮，燕罢暴卒，且里面附带一句并见国史，似乎在强调此非虚言。
这条材料的重要性不在具体细节，而在它引入了两个新元素：
一是暴卒的描述，一是生日赐宴这一种致死场景的框架。
另一条，则是后来被牵机毒死说所有版本的源头：
王銍的默记。
他在书中详细铺陈了一个故事：太宗问及李煜境遇，命徐铉往见。徐铉入第，二人相持而哭，久坐无言，李煜忽自悔当年自己杀潘佑、李平。徐铉回朝复命，不敢隐，太宗闻之大怒，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。
所谓牵机药，服之前却数十回，头足相就如牵机状，死状极惨。
故事讲到这里还不止于此，随后，默记又拼接上七夕夜作乐、名句故国不堪回首、一江春水向东流传入禁中，太宗以词定罪，并坐之，遂被祸云。
这一套叙事，将赐毒—词祸—亡国君主的各个情感高点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悲剧结构。
然而，如果把默记放到宋代整体文献谱系中去看，作为毒杀说的直接源头，是一个高度孤立的异类。
首先，牵机药这一药名在唐宋以前几乎没有可考记录，在宋代大量谈毒药、赐死的文献中亦未见其踪影。政和四年整理苑中药物的敕文中，列举宫中所储诸毒，提及鸩鸟、野葛等传统名目，却并无牵机药，且特意声明宋代以来臣下犯罪皆明置典刑，未再沿用此前隐秘赐毒旧制。
其次，王銍这条记载跟北宋那一圈材料严重对不起来。南唐书、江南野史都一致认为太宗对李煜加恩甚厚，多次赐钱赐物，允许参加朝宴，准许入崇文院阅书。默记却要为了故事性全篇描绘出风声鹤唳的状态：李煜稍有感慨，乃至私下作乐、填词，随便话一出口、歌一出口就足以丧命，这条笔记把宫廷的复杂心理简化成了非常粗糙的听词杀人逻辑。
这条记录为真的话，前面的史书就会集体失真，这基本也是不可能的。
而且从内部结构看，默记的这一段非常典型地带有笔记式的拼接感：徐铉访李煜、悔杀潘佑李平，是一条线索。七夕作乐、词句传闻，是另一条线索。最后遂有赐药只是把这两条线硬连在了一起，形成一个看似顺畅的报应链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历史故事写得越完整，就越要被当作传闻看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初步下结论，就宋代内部的史料状况而言，李煜病卒的叙事链条由墓志、北宋史书等多重材料支撑，时间上靠前，文类上分布广泛。牵机药毒杀说则出自一部南宋笔记，既缺乏同时代旁证，又在细节上与其他材料冲突。若从史源学的严格角度评估，更是可以说，在可检索的宋代文献范围内，牵机药说只能被视为一支边缘化的传闻链条，而非主流共识。
但是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孤证反而最终变成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说法，后世读书人、词话作者、说部编撰者选择相信的，都是这个边缘说法。
转折出现在元明交界时期。
一方面，十国春秋之类后出国别史开始大量吸收南宋笔记的材料，把王銍的牵机药故事整段收入南唐后主世家，并加以润色。另一方面，明清笔记、语录、词话在邵博、王銍的基础上进一步拼装出一个更完整的政治寓言。
赵一清等人编的十国春秋，在南唐后主世家中就直接引入了王銍的牵机药故事，原本边缘的笔记传闻，最终借由这部带有史书外观的著作，获得了更高的权威感。许多后来的读者，早已不再直接阅读默记，而是通过十国春秋认识李煜，自然会把牵机药当作史实的一部分。
与此同时，经历过元代残破、明代文字狱的士人，很难想像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那种宽松的政治环境，他们更熟悉的是以文获罪的逻辑——一言不慎，即可招致杀身之祸。
在这样的时代经验下，王銍笔下因一言、一篇词而招毒杀的故事，就显得格外合理：它不再是孤立的怪谈，而是与现实政治高度同构的一则寓言。
陈霆两山墨谈是很典型的例子。他几乎完整抄录了徐铉、李煜相见的情节，却在牵机药一段采取了选择性加工：把王銍含糊其词的秦王赐药改写成秦王移具过饮，使毒杀的情景更贴近生日赐宴的模式。同时又把这件事纳入一条道德评判链：太宗自称仁厚，实则不能容降王，是断绝他国之祀的凶手，宋室灭亡、社稷不振，与当年殄李唐之世不无因果。这种写法已经明显超出了史料讨论的范畴，而是要借毒杀李煜这件事，来反向论证赵宋不配自居仁政。
更有甚者，明清笔记和词话开始有意识地强调词祸说。当这样的结构被当时的人重复了足够多遍，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历史常识框架。后来的读者，先听说李煜之死，再读到他的词，自然会把两者强行对应起来。反过来看他在宋廷受遇的史实，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往伪善方向理解。这种倒推逻辑在近现代关于李煜之死的讨论里比比皆是：先相信毒杀，再去解释一切不合的记载——为什么史书不写？因为史官不敢写或者为什么墓志说病？因为徐铉要顾虑赵宋颜面。
更微妙的是，随着近现代工具书、百科体系的建立，牵机药这一词条本身也在为这套叙事背书。现代汉语辞典、网络百科介绍牵机药时，几乎都会引用王銍那句服之前却数十回，头足相就如牵机状，然后加上一句相传南唐后主李煜死于此药。读者查毒药，会顺带接受李煜死于此药。查李煜，又会看到据某某记载，被宋太宗赐牵机药的说法。两条路径互相加强，使得牵机药毒杀在常识层面几乎无懈可击。
说到这里，除了李煜被毒死的例子以外，我还想说说另外一个有关联的谣言来源，这个谣传的故事千百年来基本上把宋太宗黑的体无完肤。
这个故事就是太宗幸小周后。
正史和较早的史书，对小周后的交代其实都非常简单：南唐亡后，她随李煜入宋，封郑国夫人，居于汴京，太平兴国三年与李煜同年去世，年龄二十九。期间只记随命妇入宫朝贺等礼仪性场景，没有任何临幸、强幸的记录。
真正带上性羞辱色彩的还是南宋王銍的笔记默记。他引龙衮江南录里面的记载说：小周后封郑国夫人，按例随命妇入宫，每一入辄数日而出，必大泣骂后主，声闻于外，后主多婉转避之。
入宫一去数日。
回来后必大泣骂后主，且声闻于外。
李煜只能婉转避之，连劝都不敢劝。
不需要任何露骨描写，读者自然会往屡遭赵光义侵辱那条路上联想。这是宋代唯一直接暗示小周后被性暴力对待的材料，但它仍然停留在暗示层面：不写过程、不写细节，连太宗二字甚至都未点明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场景。后面的临幸、强奸、宫女按住、当场写生这些极端桥段，全部都不是宋人加上去的，而是元明清以后经过历史加工几百年分批添出来的。
往后再看，故事开始叠加一个新的媒介——画。
元明之际，文人圈里流传一幅所谓熙陵幸小周后图的春宫画。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，他偶于友人处，见宋人画的熙陵幸小周后图，画中的宋太宗戴幞头，面黔色而体肥，器具甚伟，小周后肢体纤弱，数宫人抱持之，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。
姚士粦在见只编里又说，说自己看过名手张纪临摹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：小周后头戴花冠、赤裸身体，两足穿红袜，袜仅至半胫耳，由五个宫女承腋、承股、拥背，整个人被架空在半空，太宗以身当后，小周后闭目转头，用手推开太宗的脸。
到这一步，原来那句宋人笔记中那一句每一入辄数日而出，必大泣骂后主就被具体化成了一场完整的性暴力场景：
不是抽象的被辱，而是当众强奸。
不仅有皇帝与俘虏后妃，还有一圈宫女充当压制工具。
不仅有文字描述，还有现场写生的春宫图来见证。
问题是，这幅画本身极可疑。
第一，从时间上看，沈德符已经承认：画上题跋中最早者不过元人冯海粟等人的诗，宋代文献对这幅画一无所知。也就是说，就算画真存在，也很可能是金元之后追摹的历史题材春宫图，而不是所谓宋人现场写生。
第二，从画题看，熙陵其实是太宗去世后谥号、陵号的一部分，是他死后才应该有的称呼。一个活着的皇帝，不会在自己行幸图上署一个身后陵号，去做这种诡异的预告。这本身就说明画题很可能是后世文人按已知的陵号倒贴上去的。
第三，从形象细节看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材料明确形容太宗龙颜秀异，有天人之表，更接近白面书生。沈德符笔下的太宗却是面黔色而体肥”，很显然是按照黑胖子赵匡胤的大众印象来画的。也就是说，画家的想象并不依凭于宋初史书，而是依据后世对粗俗好色君主的刻板形象来塑造。
从史源批判的角度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：熙陵幸小周后图本质上更像是一件元明人托名宋画、借古人皮讲自己故事的情色产品，而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证明历史事件曾发生的独立证据。
那为什么这样一幅来历成疑的春宫图，反而极大地推进了太宗强奸小周后的定型？后世为什么能黑宋太宗黑到连临幸小周后都写的出来？
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一方面，是对李煜、小周后的情感站位。
李煜、大小周后在明清读书人那里几乎是标准悲剧组合：亡国之君变成阶下囚。姐妹花皇后，姐姐早逝，妹妹随夫被俘丈夫写下大量故国不堪回首的名篇，妻子则被新朝君主反复羞辱。
这种配置，本身就极容易激发一种怜才、惜艳、恨权的心理：越是可怜的亡国词人、越是艳名在外的后妃，就越是需要一个足够卑鄙、足够好色的加害者来配套。
而且，明清文人的情色趣味和报应史观一起发力。描写亡国后妃被辱，本身就是晚明小说、话本、笔记极爱玩的题材：胜国之女致祸、色以致祸、报应在后代，这些观念一层层叠上去，就把一个具体的性暴力故事，变成一整套因果链：太宗好色、强暴胜国艳后 → 积下了淫恶之业 → 靖康之耻时，徽钦二帝、后妃被金人掳去受辱 → 报应不爽。
明代的春宫画在这里承担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功能：它一边被道学话语指责为无耻的暴行，一边又被视为可以供人反复观赏的情色物件。它一边通过画面细节把小周后塑造成极致受害者，一边又把她的身体彻底物化为男性视线消费的对象。
另一方面，其实是对宋太宗本人的政治道德的主观黑化。
换句话说，这里解释了，为什么在宋代历史里被黑的总是宋太宗。
因为宋太宗继位的合法性，从北宋中期起就说不圆。北宋官方说法是金匮之盟：太祖生前与杜太后立约，社稷为重，日后立弟不立子，所以兄终弟及，太宗继统，合乎以贤易嫡的古制。这一套，是宋史和长编里的正牌话语。我在其他文章里面也曾经说过，这个继位流程虽有波折但大体应该是真的。
但民间和士大夫笔记另一边，没人相信不传子而传弟的说法，所以早就流传烛影斧声的传说：太祖暴亡前夜，殿中烛影摇曳、斧声阵阵，翌日太宗即位。最后，太祖诸子赵德昭自缢、赵德芳暴病，成了千载不决之议的标配意象。
北宋尚且在世的时候，这两套说法可以勉强并存：公家史书坚持金匮之盟，私下议论保留烛影斧声，毕竟太宗还在祖宗序列里，没人敢真的跳出来大庭广众的争辩。但是南宋开始，局面换了：北宋已经亡国，祖宗光环打了折扣。程朱理学人伦这东西被到史学最高标尺：弑兄、绝嗣不再只是政治手段，而是顶格的道德罪。在这种语境里，所谓的烛影斧声不再是猎奇梗，而是可以把一个皇帝整个人推下神坛的罪证。太宗就这样从守成之君，转成带着篡位嫌疑的人。
一旦读书人默认这位继位不干净，后面所有和杀宗室、杀降王、好色、狠毒有关的笔记材料，就会自然往他身上贴上去，并被解释为本性如此。
而且从南宋、元、明的人再看北宋，几乎都带着一个问题：这摊局面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靖康、到南渡、到最终灭亡的？如果用我们现代的制度史、财政史去分析，答案其实很复杂：军费结构、藩镇余绪、辽夏夹击、财政—军权的平衡，但对传统史学和士大夫情绪来说，更简单的解释更有吸引力，某一代皇帝开了坏头。
太祖已经被塑造成一套正面人物，杯酒释兵权、宵衣旰食、不杀一人而收天下兵，他其实代表的是文人想象中开国而少杀的理想君主。真宗虽然有澶渊之盟，但是任内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过错，仁宗有仁宗盛治和千古一仁的名声。真正夹在中间、既没有绝对光环，又背着战事失败的，恰恰就只能是宋太宗：北伐辽、攻太原，多次大规模用兵，战果寥寥，反而耗尽国力，为后来的守势埋下伏笔对武将高度不信任，又延续削兵权，形成文强武弱的长远格局。后世要把宋之积弱找一个背锅的，太宗自然就成了最好下手的那一个：既能怪他好大喜功、屡战屡败，又能怪他削弱武备、种下祸根。
换句话说：
一个继位有疑案，在理学话语里是原罪，打开了可以无限怀疑他一切行为的闸门。宋之积弱需要背锅人，太宗夹在太祖光环和仁宗盛名之间，又背着几场败仗，又最容易被点名。降王、宗室、小周后这些个案，本就容易被讲成清除后患、淫辱俘虏的故事，南宋笔记留下几个模糊线索，给后人留下来发挥空间。元明清的史学、笔记、春宫画、小说相互助攻，把模糊的暗示填成血肉丰满的艳情报应剧本。在这一大叙事框架里，太宗很难不被黑：
弑兄篡位，是一端。杀侄绝嗣，是一端。毒杀降王，是一端。强幸小周后，是一端。四端并排，太宗整个人就锁死在一个政治、道德、性三重败坏的位置上了。
所以宋太宗为什么被黑得这么狠？
因为在后世需要的那个坏皇帝的位置上，他实在太合适了，而李煜、钱王之死和小周后的故事，刚好是把这个坏推到极致的一块拼图。
最后，为什么我这篇文章写这么多呢，其实是告诉大家，做历史的时候，当然也不能用他一定很清白去反向洗白宋太宗。但至少要有一点学术上的清醒：我们今天听到的那些极端版本，有多少是出于史料本身，有多少是出于后世黑他的欲望。李煜从病死到被毒杀，小周后从那句每一入辄数日而出，必大泣骂后主，变成熙陵幸小周后图里的当众强奸，再走到坊间完整的春宫细节，中间隔着的，是几百年历史想象的叠加。搞清楚这里面的来龙去脉，需要的是史源学上的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是每个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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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野史污染了集体记忆的典型例子，跟赵二斧劈赵大的经典程度不相上下。
李煜被毒杀的说法，最早出自北宋南宋之交的《邵氏闻见后录》，一同被怀疑遭毒杀的还有钱弘俶：
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生日，錢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，皆與赐器幣，中使燕罷，暴死，並見國史。
意思是李煜和钱弘俶都是死在自己生日那天，赵光义特意派来使者分别给他俩送礼祝寿，他们跟天子使者喝完酒后，转头都暴毙了。
邵博的这本书，属于是回忆录体的笔记，本身就不是啥正经史料，为了增加可信度，邵博还欲盖弥彰地在文末强调此事载于国史。
但在北宋国史里，李煜明明记的是正常病故，而且赵光义对李煜可谓相当不错，别说毒杀的嫌疑，连百般欺辱都不存在的。
赵光义在登基后第二个月，就把李煜那个羞辱性的“违命候”封号给去了，改封“陇西郡公”（从候到公晋升了一等）。又过了三个月，李煜跟赵二说他手头有点紧（毕竟还养着当年的后宫），赵光义二话不说当场就赐了他三百万钱，还恩赐他在官俸之外再额外领一份津贴。
李煜死后，赵光义不仅追封他为吴王，还为他辍朝三日。
南宋官方教科书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里甚至夸赞说：
至于小周后的黄谣，大概是脱胎于李煜身边一位臧姓宫女在李煜死后，成为了赵二的后宫，为赵二生下一子一女，后来还受封为贵妃一事。
另外，李煜生日是否是在七夕那天也是存疑的，南唐在亡国之前，长期臣属于北宋，双方使者往来频繁。宋太祖派人致送国主李煜生辰国信物，见于记载的至少有两次，分别是建隆三年(962)三月与开宝六年(973)四月。
若李煜生辰日在七月，宋方的使者不应于三、四月间启程南下。收到太祖的礼物后，李煜派遣使者致送贡品回谢，见于记载的是建隆三年七月庚申:「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来贡，谢生辰之赐也。」七月庚申是七月五日，若李煜的生辰未过，回谢生辰之赐的使者已抵达汴京入见赵匡胤，显然不合情理。
倒是在《太宗皇帝实录》里，有记载钱弘俶的死前是被赵光义奶了一口：
对比之下，显然《邵氏闻见后录》里关于钱俶去世的时间是错的，他误将钱俶离开京城的雍熙四年(987)当成他死亡之年，实际钱俶是亡故于次年。更关键的是，邵博省略了钱俶在离京之前已经「抱病」，与流星堕落钱俶寝室之前的情节。在《实录》中，「是夕暴薨」是与流星的坠落直接相关的结果，显示钱俶之死是天道与人事相互感应的结果，若省略了这段叙事，后面的「人皆异之」四字即无法理解。
成书于北宋的《吴越备史》对于钱俶晚年生活有详细记载。雍熙四年(986)二月，太宗因钱俶的健康不佳，任命他为武胜军节度使，离开汴京前往邓州居住，八月，太宗得知钱俶病情加剧，特别差医官前往邓州诊治。次年七月，太宗因钱俶染病，再次派遣使者与医官前往邓州。至八月初，钱俶的病况有所好转，特别派儿子钱惟渲进京谢恩。太宗因钱俶生辰将届，再派宦官至邓州赐赠礼物，乃有钱俶与使者饮宴之后，流星堕于寝室之前，钱俶随即于次日清晨死亡之事。太宗若真有铲除钱俶之意，怎么会先派医官为其治病，等到病情好转，再派使者将其毒杀?
比《邵氏闻见后录》稍晚些，另一篇更劲爆的小作文出现了。南宋的王铨在他的《默记》中以一条长达295字的记事，描述李煜被赵二赐药毒死的过程，并对李煜被害的原因加以分析，其详细的程度仿佛作者当时就身临其境。
这里直接上译文：
一天，太宗皇帝询问徐铉是否曾见过南唐后主李煜。徐铉回答说，臣不敢私自会面。太宗指示徐铉，只需告诉他是由皇帝派去的。于是，徐铉直接前往李煜的居所，尽管守门的老卒告诉他有上旨不得与外人接触，但他表明是奉旨而来。老吏通报后，徐铉在庭下站立，李主穿着纱帽道服出来，徐铉行拜礼，但李主立刻下阶拉住他的手，表示今日无需繁琐的礼节。两人相对而坐，李主默默无言，忽然叹息道后悔杀掉潘佑、李平。徐铉离开后，太宗召他问及李主的言语，徐铉如实禀报，由此引发了秦王赐予牵机药之事。牵机药是一种毒药，服下后会使人头足相接，状如牵机。此外，后主在赐第中命旧妓奏乐庆祝七夕，乐声外传，太宗得知后大怒。还有关于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和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诗句也被提及，导致后主因此遭受了不幸的命运。
王铨的那本《默记》该怎么说呢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关于宫廷八卦秘辛的段子合集，其中的猎奇段子包括但不限于：张茂实是宋真宗的私生子，赵二强纳了李煜的妹妹当后宫，钱俶跟着赵二伐北汉和契丹，赵二在高粱河膝盖中了两箭，李煜的妹妹在高粱河被俘成了辽圣宗的妃子。。。
《默记》里的那篇文，首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，李煜在宋庭时并未被软禁或者禁止与外人接触，不论在赵大或赵二时期，李煜皆有以官员的身分参与宫廷宴会的记录，或至崇文院观书。
另外，所谓的牵机药也是王铨本人原创出来的玩意。
宋徽宗曾于政和四年(1114)曾颁布过一道御笔，下令废除储放毒药的苑东门药库，遣散管库官员，销毁库中所藏毒药。徽宗在御笔中解释，禁中存放毒药是五代以来的传统，当时政治秩序混乱，帝王以此铲除叛臣；自赵宋立国以来，臣下犯罪皆明置典刑，从未使用过库内的毒药，因而下令废除此一缺乏实际作用的机构。由此可见，徽宗并不认为本朝曾有以毒药赐死臣下的先例。
后来蔡绦在其《铁围山丛谈》里记述了此事，还列出了库中所藏毒药的名称，其中并无「牵机药」之名。事实上，在宋代及其之前的传世文献中，只有《默记》记载「牵机药」之名，除此之外，连「牵机」二字连用的例子都没有。宋代以后的文献提及「牵机药」者，皆是引用《默记》之说。
王铨和邵博的说法在南宋初年出现，但对于南宋时期完成的相关史著似乎毫无影响，除了陆游编撰的《南唐书》。
不过从明代开始，王铨与邵博的说法被广泛引用。由于两人所述的内容存有矛盾，明代文人还搞出了合订本。
像曾于明武宗朝任官的陈霆，分别在他两部不同的书里描述过李煜之死。其在《唐余纪传》的描述是以王铨说法为基础，再增入邵博所述的部分情节：
陈霆在另一部书《两山墨谈》中则以《邵氏闻见后录》的说法为主，再辅以王铨的记录，但误将邵伯温当成《邵氏闻见后录》的作者：
先抄录邵博的文字，再据以作出「盖太宗杀之也」的判断。接着根据「野史」即王铨《默记》，将李煜被毒死的原因定位为七夕作乐及词作的文字。进而推测钱俶也是因为词作蕴含有故国之思而被杀。如此一来，被宋太宗毒死的降王就从一位增加为两位。并将钱、李二王诗词作品中思忆故国的文字当作致祸主因。
比陈霆稍晚的姚士麟也在其《见只编》里一样是以邵博的记录为基础，再加上王铨所述的部分情节，推测太宗是因为猜忌降王，假藉生辰赐酒杀了钱、李二王。姚士麟的说法颇受后人的重视，在清代编纂的笔记和诗话中多次被引用。
到清代时，李煜之死的叙事趋向简化，「一江春水向东流」等词句被视为招祸的主因，也就是倾向从「文字狱」的角度来理解李煜被毒死的传说。
清人笺注李煜《虞美人》时皆引用王铨之说，导致李煜被牵机药毒死的印象就随着其词作的流传而普及。
又或者编排出一些新的情节，比如叶澐的《纲监会编》里：
虽号称引用陈霆之说，实际上是对李煜中毒而死过程提出新的描述。照此说法招儿在听到李煜府中作乐之声后，立即派遣大皇子等人携带牵机药与酒器至李府，陪李煜饮酒；以致饮宴尚未结束，李煜已中毒而死。
问题是，李煜也不住在皇宫隔壁呀，赵二怎么会在李煜开party后就听到音乐声？而且赵二也不太可能随身备有毒药吧？不合情理之处显而易见。
李煜被宋太宗毒死的说法在清代已广泛流传，民国以来出版的李煜年谱和传记大多承袭此说，在诗词合集中对李煜生平的介绍亦然。例如:在1986年及1999年出版的两部《全唐五代词》，皆采王铨所记赵光义赐牵机药之说。
李煜在降宋后留下的词作，充满了哀思，读过这些作品的人很容易认定他遭到北宋君主的亏待。王铨的说法正好符合此种既定的印象：李煜的府第有士兵守门，禁止他与外人接触；他的经济拮据，只有「旧椅子」可让徐铉坐；李煜见到徐铉时放声大哭，显示他的情绪低落。李煜死于牵机药的说法，则使他个人的悲剧形象达于顶峰，关于赵二厚待李煜的史料则容易被当成虚假的政治宣传而不受重视。
虽然本人不是宋粉，更不是赵二的粉丝，但是看到这么多口黑锅背在他身上，甚是感慨，所以为他发下声罢了。
纳土归宋促进和平统一的吴越国末代国主钱俶，到底是不是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杀的？这个问题人们从古至今莫衷一是，我们也只能一起扎进现有史料里尝试寻求答案。
先看最官方的史料《宋史》的说法：“（雍熙）四年春，出为武胜军节度，改封南阳国王。俶久被病，诏免入辞。……端拱元年春，徙封邓王。会朝廷遣使赐生辰器币，与使者宴饮至幕，有大流星堕正寝前，光烛一庭，是夕暴卒，年六十。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，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，复与父元瓘卒日同，人皆异之。” 也就是说，987年钱俶离开都城开封去往河南邓州任职，因为久病，诏免入朝辞行，988年在他六十岁大寿当天，钱俶与朝廷派来送生日礼物的使者宴饮至傍晚，当晚暴卒。那天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日，还是他父亲的忌日，人们都为这个巧合啧啧称奇。
尽管没有任何可信度高的史料记载钱俶是被毒死的，但这种载于正史的过度巧合引起了很多猜测，比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在《因树屋书影》中说：“南唐李后主以七月七日生，亦以七月七日死。吴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，以八月二十四日死。两王生死相同如此……顾两王皆以生辰死者，盖御忌未消，各借生辰赐酒阴死之耳。”
除了“生卒日”巧合之外，还有“故国诗”巧合为钱俶“毒杀论”增加了佐证。据说李煜被赐牵机药是因为追思故国，作《虞美人》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之句而惹恼了赵光义，而钱俶恰好也有类似之作，宋人所编的《增修诗话总龟》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皆收录，钱俶旧曲曾有“帝乡烟雨锁春愁，故国山川空泪眼”之句。
于是，李煜、钱俶两王皆是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杀的论断流传甚广，几乎和“烛影斧声”“强幸小周后”等有关赵光义的其他野史一样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且言之凿凿如同亲见的主流观点。
但是，这种看似合理的论断真能找到站得住脚的依据吗？
既然人们猜测钱俶被毒杀是因为有李煜做先例，那么我们就从李煜说起。李煜被赐牵机药的说法也不见于任何正史，而是发端于宋代王铚的文人笔记《默记》，我们直接上原文：“太宗一日问:“曾见李煜否?”铉（徐铉，南唐旧臣）对以:“臣安敢私见之!”上曰:“卿第往，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。”铉遂径往其居，望门下马，但一老卒守门。徐言:“愿见太尉。”卒言:“有旨不得与人接，岂可见也!”铉云:“我乃奉旨来见。”老卒往报，徐入立庭下久之。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。铉遥望见，谓卒曰:“但正衙一椅足矣。”顷间，李主纱帽道服而出。铉方拜，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。铉告辞宾主之礼，主曰:“今日岂有此礼?”徐引椅少偏乃敢坐。后主相持大哭，及坐默不言。忽长吁叹曰:“当时悔杀了潘佑、李平。”铉既去，乃有旨再对，询后主何言。铉不敢隐，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。牵机药者，服之前却数十回，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。又后主在赐第，因七夕命故妓作乐，声闻于外，太宗闻之大怒;又传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及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之句，并坐之，遂被祸云。”
说的是李煜入宋后，宋太宗曾派南唐旧臣徐铉拜见李煜，李煜生活状态十分凄凉，对亡国颇有恨意，以至 “相持大哭、坐默不言”，又感叹“当时悔杀了潘佑、李平（二臣主张循《周礼》恢复井田制、造册百姓户籍等，被徐铉等众臣排挤）”。徐铉把会面的情况告诉了太宗，太宗闻言不悦。又因为七夕节，李煜生日当天，他作《虞美人》追思往事、怀念故国，并命南唐故妓咏唱。宋太宗听到后非常愤怒，遂赐牵机药鸩杀李煜。李煜服药引起全身性抽搐，最后头部与足部相接而死，状似牵机。
《默记》的记载十分详尽，至于真实性则是见仁见智，无法定论。一方面，《默记》约成书于两宋之际，2020年入选第六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作者王铚出身汝阴书香世家，其父王萃师从欧阳修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，能够接触到军机大事资料和权力核心人物，因此该书辑录的北宋朝野遗闻、名人轶事很可能是真实可靠的，形成了对正史的有效补充。但另一方面，王铚写就此书时距李煜去世已百余年，其记载也可能受南宋文人对北宋宫廷秘闻的猎奇想象影响，而较早时期其他文人笔记或私家史料并没有类似记载，孤证不立导致无法完全采信。
那么我们大胆进行一个非常主观的推理。
已知钱俶“毒杀论”并无任何史料依据，完全是依据“生卒日”“故国诗”两桩与李煜被毒杀时极其相似的巧合而作出的猜测，而李煜被毒杀仅有宋人笔记《默记》一个依据。
如果我们推断《默记》不可信，李煜被毒杀为假，那么钱俶也被毒杀的猜测就不成立了。
如果我们推断《默记》可信，李煜被毒杀为真，那么不仅不能据此推断钱俶被毒杀为真，反而应该推断钱俶被毒杀肯定为假。
因为《默记》没有只言片语说钱俶跟李煜一样也是被毒杀的，反而紧接着爆料了另一个重大军事秘辛：“先子言，钱俶所以子孙贵盛蕃衍者，不特纳土之功，使一方无兵火之厄，盖有社稷大勋，虽其子孙莫知之也。从太宗平太原，即擒刘继元以归，又旁取幽燕，幽燕震恐。既迎大驾至幽州城下，四面攻城，而我师以平晋不赏，又使之平幽，遂军变。太宗与所亲厚夜遁。时俶掌后军，有来报御寨已起者，凡斩六人。度大驾已出燕京境上，乃按后军徐行，故銮辂得脱。不然，后军与前军合，又虏觉之，则殆矣。盖一夜达旦，大驾行三百里乃脱，皆俶之功也。”
这段话说的正是宋史上鼎鼎有名的高梁河之战！宋太平兴国四年（辽保宁十一年，979），宋太宗赵光义五月刚刚平定北汉后，未经封赏和休整就不顾反对转兵攻辽，意图乘其不备一举夺回燕云十六州，结果轻敌冒进，在幽州攻城不下，反遭精骑增援的辽军痛击，宋军全线溃退，死者万余人，赵光义乘驴车狼狈逃走，被辽军一路追至河北涿州才逃脱，就此一战成名，不但断送了北宋收复燕云、统一全国的梦想，而且喜提“高梁河车神”之名贻笑互联网。
这场关键战役的情形，在《宋史》《辽史》均有记载，但未见于正史、仅记载于《默记》的是，宋军溃败赵光义趁夜逃走时，替他执掌后军的正是钱俶，有士兵来报 “御寨已起，皇帝已经逃离”，钱俶为避免消息泄露动摇军心，斩杀了6名报信者稳住后军，待估算太宗圣驾已逃出燕京地界，钱俶才按后军徐徐撤退，使太宗銮驾得以脱险。不然的话，后军追上前军乱作一团，敌方察觉圣驾所在，那可就危险了，太宗能够一夜疾驰三百里，最终逃脱辽军追击，全是钱俶的功劳。作者格外强调了这桩护驾之功的隐秘性，称钱俶此功为“社稷大勋”，但“虽其子孙莫知之也”，暗示该事件在官方史料中被隐讳了，作者认为钱俶子孙 “贵盛蕃衍” 不仅因纳土归宋使吴越免于战火，更因他在高梁河之役中救太宗于危难，故宋朝对钱氏家族的优待包含对这一隐秘功绩的报答。
钱俶的救驾之功仅有《默记》一个孤证，真实性如何呢？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真的。第一，太宗败逃是贻笑千年的耻辱，他带着钱俶从征或许本是为了方便监视、炫耀武力，却一不小心被这个降臣给救了，当然是耻上加耻，把这桩功绩在正史中隐去是合乎逻辑的。第二，《默记》作者的父亲曾任枢密院编修官，他完全有可能整理过高粱河之战这场重要战役中的行军部署细节，知道这桩不算秘密的秘密。第三，正史中的相关记载其实可以间接印证，《宋史·列传·卷二百三十九·世家三·吴越钱氏》确实记载了钱俶在太平兴国四年（979 年）从征太原，甚至详细记载了钱俶与赵光义的各种亲密互动：
包括“（钱俶）每晨趋行阙，人未有至者，必先至，假寐以待旦。上知之，谓俶曰："卿已中年，宜避风冷，自今入谒不须太早也。"”
钱俶小心谨慎地侍奉赵光义，每天凌晨第一个去行阙等着上班；
“上见其（卫士）雄壮，因顾俶，俶进曰："所谓'如虎如貔、如熊如罴'者也。"”
赵光义向钱俶炫耀他的卫士雄壮，钱俶赶紧引经据典地拍马屁；
“会刘继元降，上御连城台诛军中先亡命太原者，顾谓俶曰："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，不致血刃，深可嘉也。"俶顿首谢。”
北汉末代皇帝刘继元投降，赵光义一边搞清算，一边夸钱俶“你很好，和他不一样”。钱俶连忙拜谢。
“俶中途被足疾，车驾亲临问，令太医然艾以灸，疾寻愈。”赵光义关心钱俶的足疾，派太医给他艾灸。
已知太宗打完太原未经休整直接转战幽州，且可推论太宗在行军关键时期先放钱俶回京的可能性为零，然而《宋史》如此详尽地记载了钱俶从征太原时与赵光义的互动，却只字未提随后转兵攻辽时的情形，只紧跟着记载道：“还京策勋，宰相进拟加食邑万户、实封千户。上即改白麻，倍加食邑二万户、实封二千户。”这个正史中刻意有所留白的记载，不就恰好跟《默记》所载对上了——钱俶作为献土归降的亡国之君，在高梁河之战中给英明神武的宋太宗赵光义好好擦了回屁股，立下救主护驾的大功。正史为尊者讳隐去了这桩公案，但记载了赵光义亲手在白麻纸上更改诏书，给钱俶额外增加一倍赏赐。
作为佐证，我们再对比一下李煜和钱俶生前身后的待遇。李煜是在负隅抵抗之后被迫降宋，被俘至汴京，获封带有侮辱意义的“违命侯”，在灭国三年后（978 年）死于汴京，享年四十一岁，死后朝廷辍朝三日，追赠太师，追封吴王，子孙享有少量荫封，官职不显。而钱俶先是助宋剿灭南唐，而后主动纳土归宋，入朝后还曾从征太原，累封淮海国王、汉南国王、邓王等，在灭国十年后（988年）死于任职地邓州，享年六十岁，死后朝廷辍朝七日，追封秦国王，谥忠懿王，子孙享有大量荫封，与宗室、外戚、臣子结亲甚广，钱惟演等多人官居要职。
假如《默记》为假，连负隅抵抗的李煜其实都是自然死亡，那就更没有理由说献土归宋、助平南唐、哀荣盛大的钱俶是死于非命了。如果钱俶是被毒杀，钱氏子孙怎么可能与宋廷紧密联系毫无芥蒂，宋廷又怎么可能放任钱氏广结姻亲官居高位？
假如《默记》为真，李煜就是被赵光义毒杀，那么《默记》所载的钱俶救驾大功也为真，赵光义会杀死负隅抵抗还满腹抱怨、讨嫌碍眼的李煜，但不会杀死献土有功、从征有劳、谨慎侍奉、忠心救驾、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钱俶。
分析到这里，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——钱俶不可能是被毒杀的。
带着这个结论，我们再去史书中寻找论据，发现完全是能够说通的。
《宋史》记载，钱俶及其手下大将沈承礼、孙承祐等人助宋剿灭南唐，对平定江南有功。李煜曾经写信拉拢钱俶，他不为所动还把信上交给赵匡胤。
钱俶人前人后始终恭谨如一，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朝时都不敢坐在殿堂中间，而是坐在东偏以示对中原皇帝的敬畏。“俶既归国，尝视事功臣堂，一日命坐于东偏，谓左右曰："西北者神京在焉，天威不违颜咫尺，俶岂敢宁居乎？"”
钱俶纳土的当年，李煜去世，赵光义可能是为了安抚钱俶对他格外礼遇。“是岁七月中元，京城张灯，令有司于俶宅前设灯山、陈声乐以宠之。”
钱俶从五十岁纳土到六十岁去世的期间，一直比较体弱多病，《宋史》有很多次关于钱俶生病、太宗赐药赐食甚至赐肩舆赐玩具的记载。比如“（太平兴国）四年二月宴苑中，俶被bei病拜不能起，上命以银装肩舆送归，因以赐之。”“六年，又被病，赐告久之，上遣中使赐俶文楸棋局、水精棋子，乃谕旨曰："朕机务之余，颇曾留意，以卿在假，可用此遣日。"”如果要杀钱俶，太宗有无数次下手机会，没必要等到十年后他的生日当天。
《宋史》还记载了一个有点莫名其妙的插曲。“属久病家居，有黄门赵海被酒造其第求见，因出药数丸谓俶曰："此颇疗目疾，愿王即饵之。"俶即饵焉。既去，家人皆惶骇不测，俶曰："此但醉耳，又何疑哉？"后数日，上闻大惊，捕海系狱，决杖流海岛。”《吴越备史》也用类似的表述记载了这一事件：“海探怀中，出药百粒以奉王。时王方命茶尽饵之，诸子孙及左右惶惧忧骇，计无所出。海既去，家人皆泣，盖有所疑也。王笑曰：“主上待我甚厚，中贵必良药也。””一个喝醉了的太监耍酒疯跑到钱俶家里让他吃药，钱俶毫不担心地吃了，把家人吓得够呛，结果无事发生，赵光义惊闻这件事，把这个神经兮兮的太监流放了，说明赵光义确无加害钱俶的意思。
这么看来，赵光义和钱俶这对君臣不仅坦坦荡荡甚至有些温情脉脉，赵光义在钱俶生日派使者前去送礼祝贺也是惯常之举，而钱俶一个多病缠身的暮年人，在六十岁大寿当天喝了一天的酒后急病发作猝死，似乎也没有那么违背常理。史官大概不清楚他的具体病因，因此《宋史》用了“暴卒”的字眼，但详细记载了他死后哀荣和诸子封赏的情况，评论道“善始令终，穷极富贵，福履之盛，近代无比。”
另有一部比较可信的史书补充了钱俶去世的病因和情形。《吴越备史》是记载吴越国钱镠及其后裔累世事迹的史书，现存四卷及《补遗》一卷，原书所题作者为宋代范坰、林禹，经南宋陈振孙等考证，实为钱俶之弟钱俨托名所作。这部钱氏自家亲人所著的史书更为详尽地记载了钱俶晚年多病缠身、赵光义次次赏赐存问的情形，对钱俶之死则这样记载道：“是月，敕遣皇城使李惠、河州团练使王继恩，同王子惟演，赐王生辰礼物。国信至，王扶疾拜命，与来使燕接极欢。二十三日哺时，王于寝斋之西轩，命左右读《唐书》数篇，又命诸子孙诵调章诗叶数篇，未讫，忽风恙复作，四鼓而薨。是夕，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，光烛满庭。”
还有另一部重量级的后世私家史书采信了这一说法。《十国春秋》是清人吴任臣编撰的纪传体史书，共114卷，写十国君主之事迹，采自五代、两宋时的各种杂史、野史、地志、笔记等文献资料，这种私家史书中都没有关于钱俶被毒杀的说法，而采纳了与《吴越备史》相似的表述：“秋，宋帝遣皇城使李惠、河州团练使王继思赐生辰器币，王与使者宴饮极欢。晡时，王于西轩命左右读《唐书》数篇，又令诸子孙诵诗，未讫，风眩复作，至漏四下而薨。”
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得出这个处处说得通的结论——钱俶没有被赵光义毒杀，是自然病逝的。公元988年的初秋，年满一甲子的钱俶抱病欢宴一天，晚间在家人的环绕之下，在子孙的诵读声中，忽然旧病复发而去，当夜有流星坠地、光烛满庭相送。
然而，这是唯一说得通的结论吗？
我们推断钱俶不是被毒杀，一是发现毒杀论没有可靠证据，二是发现钱俶不仅事君恭谨还很可能在高粱河之战立下救驾大功，按常理来说赵光义不会杀死救命恩人。
但是，赵光义的行为，可能按常理来推论吗？
我们把目光放回979年的高粱河之战，在这场赵光义倍感屈辱的战役中，还发生了一桩事关重大的公案。须知五代十国权力更迭频繁，传位幼子意味着功业难守，北宋赵匡胤的帝位是取自后周孤儿寡母之手，因此皇室内部曾根据昭宪杜太后之命，定下金匮之盟，赵匡胤传位于弟弟赵光义，赵光义将传位于赵廷美，然后赵廷美传给赵匡胤之子赵德昭兄弟。太祖赵匡胤死后，太宗赵光义按照金匮之盟兄终弟及，他即位之初让太祖赵匡胤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并称皇子皇女，令太祖次子赵德昭（长子早逝）与四弟齐王赵廷美朝会皆班列宰相之前。但高梁河之战中，大军与仓促逃跑的赵光义失散，事急从权下有人谋划拥立赵德昭，这使赵光义大为忌惮。
战后，因为北征幽州不利，赵光义很久都没有为平定太原之事论功行赏，赵德昭为此上谏，本是出于公心，赵光义却大怒道：“待汝自为天子，赏未晚也！”赵德昭被逼无以自明，退回私舍之后竟然拔剑自刎，年方二十八岁。赵光义非常惊悔，跑去抱着侄儿的尸体大哭道：“痴儿何至此邪？”
981年，太祖仅存的成年儿子赵德芳也忽然病逝，年仅二十三岁。《宋史》仅用了“寝疾薨”三个字，说他因病医治无效死亡。或许是惋惜他的年轻早逝，赵德芳被民间戏曲演义虚构为手持金锏、上打昏君、下打谗臣的“八贤王”形象，出现于《杨家将》《三侠五义》等故事中。
同在981年，赵德芳死后半年，太宗赵光义让心腹举报他的四弟秦王赵廷美骄恣淫欲、策划作乱，将他出为西京留守，又启用退居二线的赵普为司徒，赵普举报宰相卢多逊私自结交赵廷美图谋不轨。太宗大怒，抓捕了多名相关官吏审理论罪，钱俶也被牵连其中，其中一名官吏阎怀忠认罪说赵廷美曾派他到淮海王钱俶处“求玉犀带、金酒器”。太宗于是下诏削夺卢多逊官爵，流崖州；阎怀忠等多人斩于都门之外，没收家财；赵廷美的子女取消皇子皇女身份，发遣西京，降赵廷美为涪陵县公，安置房州。984年，赵廷美因“忧悸成疾”，死于房州。太宗闻讯后，“呜咽流涕，悲不自胜”，哭着对宰相说：““廷美自少刚愎，及长而凶恶如此。朕以同气至亲，不忍置之于法，俾居房陵，冀其思过，中心悯之，未尝暂忘。方欲推恩与之复旧，遽兹殒逝，痛伤奈何！”左右为之感动，于是追封赵廷美为涪陵王，赐谥为悼，辍朝五日。
自此太宗长子赵元佐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，但他却在听闻四叔赵廷美去世的消息后，不知何故精神失常，后来太宗次子赵元僖也意外暴死，太宗赵光义只得让略显平庸的第三子赵元侃即真宗赵恒继承皇位，累传多世直至南宋年间，高宗赵构阳痿无子，选中赵匡胤七世孙赵昚为养子，是为宋孝宗，宋祚重新回归太祖血脉，此为后话。
赵廷美与卢多逊案件中，钱俶也涉及到与他二人的财物来往，但赵光义在事发前后似乎对钱俶恩宠如常，没有加罪于他。《吴越备史》则详细记载了钱俶对此事的应对：“太平兴国中，赵普再入相，卢多逊罢为兵部尚书。一日，普召王世子惟浚至，谓曰：“朝廷知卢多逊求取元帅财物极多，今未鞫劾者，恐累元帅耳，请具所遣之物列状上之。”惟浚归白王，王曰：“主上英明，凡大臣有过，即自行，何用状上。”惟浚惧，普因与僚吏等再三坚请，曰：“若不预言，事恐不测。”王曰：“且姑休矣，我当取案籍考视之。”于时尽取当时簿籍，命火焚之，即召惟浚等至，谓曰：“我入朝之初，荷蒙主上殊常之遇，故左右大臣咸有馈物，非独卢相也，岂可见人将溺而加石焉！汝等少年，慎勿为此祸福，我自当之。”惟浚等惕惧而退。普闻之，召惟浚至，深自叹服，称王宽洪大度，事遂寝。”
赵普当时设计构陷卢多逊，希望钱俶配合列出卢多逊向他索要财物的清单，作为卢多逊的罪证之一，钱俶却淡然视之，说皇上英明，会自行处置有罪的大臣，何需我献上罪证呢？世子钱惟濬很害怕，赵普再三恐吓说如果不主动上报、说不好会连累你，钱俶说等我取账本来看看，于是将账本全部取来，下令烧掉，召钱惟浚等人过来教诲道：“我入朝之初，承蒙皇上特别的恩遇，所以左右大臣都有赠送财物，并非只有卢丞相一个人，怎么能看到别人将要溺水却又扔石头下去呢！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千万不要做这种关乎祸福的事情，如果有后果我自会承担。” 赵普对钱俶的行为深感叹服。
看起来钱俶没有被赵廷美案件牵连，但围绕皇权交接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表明，后人将太宗赵光义视为雄猜多忌、阴险虚伪之主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从侄儿赵德昭、赵德芳到四弟赵廷美，赵光义皆是手不染血，看起来十分无辜十分悲痛地一个个送走这些碍眼的人。其亲子赵元佐、赵元僖之死，也未尝不是皇权压抑亲情人性而酿成的意外悲剧。
那么如此对待自己血脉亲人的赵光义，对待钱俶这样一个素有名望、子侄众多、战功卓著甚至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降国旧主，会只有感念而毫无芥蒂吗？
民谚所谓“升米恩，斗米仇”，钱俶在纳土归宋之外又立下从龙救驾之功，到底是为他加持了免死金牌还是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？太监赵海莫名其妙跑去让钱俶吃下百粒药丸，钱俶面不改色地服下，将家人吓得直哭，这到底是太监发酒疯还是赵光义在试探钱俶有没有反抗之心？太宗雍熙北伐失利的第二年，钱俶忽然离开汴梁被派往邓州任职，离京前被免去入朝辞行，离京后一年即暴毙，到底是赵光义感念其忠心给予他有限自由，但他自己大限将至无福消受，还是赵光义终于决定布局诛杀功臣，自知有愧而无颜相见？钱俶死后不久世子钱惟濬得疾暴卒，其他钱氏子孙仍然蒙宠有加，不仅遍布朝堂而且广结姻缘，于赵家而言到底是恩宠信任还是补偿拉拢，在钱家而言到底是忠心上进还是畏惧求存？
如果我们带着不合常理但符合帝王心术的臆断，再去重温一遍《吴越备史》中所载的钱俶之死，竟然在同样的表述中，得到了不一样的观感：
“是月，敕遣皇城使李惠、河州团练使王继恩，同王子惟演，赐王生辰礼物。国信至，王扶疾拜命，与来使燕接极欢。二十三日哺时，王于寝斋之西轩，命左右读《唐书》数篇，又命诸子孙诵调章诗叶数篇，未讫，忽风恙复作，四鼓而薨。是夕，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，光烛满庭。”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看来真龙天子还是放心不下，但王早已坦然。他见到了自己11岁的儿子钱惟演，抱病与太宗使者欢宴一天，晚间在子孙的诵读声中安详而去，当夜有流星坠地、光烛满庭相送。这次家人没有惊惧，可以理所应当地哭泣，哭过之后，生活仍要继续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意识到，对于钱俶死因谜团，在深挖史料、穷尽推理之后，竟然还是无法得出唯一可靠的答案。真假难辨、恩怨交缠、人性幽微、尘事易变，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咀嚼故纸堆里的文字，准确捕捉到千年前封建帝王的动心闪念？或许没有答案，正是历史的一种魅力所在，在推理出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之后，我们还是只有将谜团放置回历史、交还给时间。
再分享一个主观的感受，我查阅《吴越备史》的时候，发现这部钱俶亲弟所著的史书中，关于钱俶纳土归宋的记载与宋史相差不多，但多了一句吴越视角的细节：“是月，王麾下将佐军校闻之，皆恸哭曰：’吾王不归矣。’”
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突然切身地感到被历史击中，有一瞬间喘不过气来。
对于钱俶麾下官兵而言，他们的君王做出纳土的决定，意味着他们不用舍生冒死与大国交战，不用在顺天应时和忠君殉国做出抉择了，但自此之后，他们的君王生死只在真龙天子一念之间，不论是生是死，终归永不可能回到故国了。
读到“吾王不归矣”的那一瞬间，我忽然体会到历史独有的奇妙诡谲。历史，明明是已经按唯一路径发生过的绝对事实，有时却莫名像一个薛定谔的盒子。盒子提出问题：钱俶的死因是什么呢？他要么是自然死亡，要么是被杀，只发生过唯一一种事实，但是千年后的我们，无论如何观测推理也无法得出唯一的答案，最后只能给出与问题一致的结论——钱俶要么是自然死亡，要么是被杀，他处于一种被杀了或没被杀的叠加态。这个叠加态，在千年前他决定纳土归宋的那一刻就已经形成了，他的将佐军校们在未观测到后续事态如何发展前就已经知道“吾王不归矣”，他们君王虽然还活着，但从此进入了一种会被杀或不会被杀的叠加态。
与此同时，我看着史书中未记其名的将佐军校为他们的君王而恸哭，忽然随之投入了感情，好像贴近了钱俶这个真实存在过、挣扎过的人。在后人看来，钱俶度过了跌宕而颇为精彩、无奈而尚算幸运的一生，身为第九子而侥幸登基，身为亡国君而名利两全，前半生权柄在手，后半生享尽荣华，死后荫庇子孙、流芳千年。可对钱俶自己而言，他这一生太险太累，始终在不得已中求保全，18岁时不得已而登基，恩威并施保全了他的兄长，50岁时不得已而献土，顺天应时保全了他的百姓，60岁时不得已而暴卒，安详就死保全了他的子孙。三十二年谨慎事大，十年间小心伴君，他因背负着故国百姓、部下旧臣、子孙亲眷的太多性命而时时谨小事微，处处如履薄冰，自己则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随时准备安然接受命运的宣判。他不仅是史书里半遮半掩、详略失当的文字，千年前他真切而沉重地爱着也被爱着，当他做出关乎无数人命运的决定时，也有人为他的命运而恸哭不已。
说到最后，我们没有得出钱俶死因谜团的答案，但是我们好像更接近他了。
